法律身份的确定能够清晰地展现私人在执行警察任务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进而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法制为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推行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就是建立一套规范体系，以确保这种政治认同的可持续性。[16]10与其神圣气质相匹配的是宪法的超验能力：宪法不仅承载着超验正义匡约世俗世界的使命，而且也因此具备了引领世俗世界迈向理想境界的能力。

同理，站在应然或者实然的不同立场，我们看到的宪法能力是不同的，易言之，宪法的应然能力和实然能力并非完全一致，相反二者往往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差距。[45]32为此，我们有必要借助于理性建构主义将立宪政治的理论模式和经验范本引入公众认知和公共讨论的领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接受一次立宪思潮的洗礼，以型塑公众对于宪政的理解和认识——这是促使中国宪政早日成熟的基本途径。结合学界就宪法本身之正当性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宪法能力主要有三个基本渊源，即超验性渊源、经验性渊源和理念性渊源。这就意味着，宪法因功能而存在，功能则由能力所决定。它既是集体生活的产物，也加强集体生活所依赖的社会联系。

在制度正义两原则中，自由优先于平等。[26]230同时，也为个人价值的彰显提供了一种反抗专断性强制的正当性依据，为自由社会奠定基础——区别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的判准乃是，在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个人都拥有一个明确区别于公共领域的确获承认的私域，而且在此一私域中，个人不能被政府或他人差来差去，而只能被期望服从那些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5] 于安：《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因此，仅仅确立依法奖励原则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研究依法奖励原则的标准是什么，即我们追求的是法治是形式法治还是实质法治。5名获奖者中，有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宋鱼水，她将获100万元重奖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确立了崭新的社区戒毒模式。有时（如充当民营消防员时）则是纯粹的私法上的主体，因此造成损害的则应按照民事赔偿处理。

[14]参见王天华：《行政委托与公权力行使---我国行政委托理论与实践的反思》，《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前者的委托既可以直接依据法律规定产生，也可以基于法律规定的授权以行政处分或行政契约的方式产生，但结果都是受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完成任务。

法律不仅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而且还规定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15]?至于调查、检查等其他警察权力能否委托实施以及如何委托，我国目前并无统一的法律规定。罚款数额超过50元或者需暂扣牌、证及车辆的，应当在4小时内交给带班交通警察或者值班领导处理.[16]参见《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20、21条。[2]E.S.Savas,Privatization: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Chatham,NJ:Chatham House,1987,p.3.[3]参见章志远：《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法理基础》，《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1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7条的规定，人民警察所行使的具有强制性的公权力主要包括行政处罚权和行政强制措施权。

[16]由于按照祖国大陆行政法学界的通说，行政委托并不发生行政主体资格的转移，被委托者实施行为的一切法律后果都由委托机关承担，因此，在遵守法律优位原则的同时，完全可以将某些警察任务事项委托给私人行使。[28]参见林金荣：《委托私人行使公权力之理论与实际》（下），《法令月刊》2000年第6期。这些警察事务具有工作量大、不涉及人身自由、非属行政执法最终处理决定等共同点，具有实行功能民营化的可能性。公安部的多次整顿也体现了对辅助警察参与执行警察任务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现实要求。

从这种意义上讲，民营化在现代宪法国家中绝非为国家放弃对于民营化领域之管制与监督，毋宁仅只涉及管制理论基础与方式之改变，即所谓‘管制革新之问题.[21]虽然规定国家担保责任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但其内涵却随着民营化涉及的任务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英国有学者指出：在一个混合式行政的时代，在一个对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创造性相互作用极其依赖的时代，合同乃行政法之核心.[30]在参与执行特定警察任务的私人遴选出来以后，公安机关就必须与其签订条文详尽的委托合同，以明确私人承担警察任务的事项范围、受托私人与委托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委托机关对受委托私人的监督、违约责任分担及合同争议的解决等。

[22]观论者的表述，好像是以公用事业的民营化为例得出的基本结论。《条例》第2条第2款规定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等多种措施并举的戒毒工作模式。

法律身份的确定能够清晰地展现私人在执行警察任务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进而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法制为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推行提供保障。例如，湖北省为了规范高速公路清障施救服务工作，满足广大司乘人员对高速公路清障施救服务的需求，专门制定了内容非常详尽的《高速公路清障施救服务标准和规程（试行）》，分别就清障施救服务形象标准、清障施救服务信息公布、清障施救服务操作规程、清障施救服务规范、清障施救服务监督管理等事项作了极具可操作性的规定，从而为绩效监督模式的推行提供了科学而全面的评估标准。当然，警察任务的委托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还在于法律依据不足，毕竟通过内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行委托不仅无法让民众知悉，而且也无法解决相应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至于私人执行者与公安机关之间因人事管理或处分问题而发生的争议，则不属于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就是说，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不但没有减轻公安机关的职责，反而要求公安机关承担决策者、监督者、谈判者等角色应该承担的职责。国务院还专门发布了《戒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一）以被授权者的身份在我国，私人以被授权者的身份独立执行警察任务的情形并不多见。[30]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下卷，杨伟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54页。

例如，德国学者施利斯基在分析私人参与完成经济行政任务的方式时，就将其形态分为被授权人、行政协助人、服务于国家的私人、被委托人及混合形式5种。[17]参见李震山：《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之法律观》，《警政学报》1990年第1期。

【摘要】在我国，私人可以被授权者、被委托者、行政助手以及私法主体的身份参与执行警察任务，国家需要针对这四种不同身份完善行政组织法制。【注释】[1]例如，美国的囚犯外包就是公共领域服务外包给私人公司的典型事例。

民营化虽然是公共部门治理的重要工具，但它与治理一样存在内在的缺陷---不强调公平和公正。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许宗力曾经归纳出5项后民营化阶段国家管制义务的内容：给付不中断的担保义务、维持与促进竞争的担保义务、持续性的合理价格与一定给付品质的担保义务、既有员工的安置担保义务以及人权保障义务与国家赔偿责任之承担。相反，为了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不因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而遭受额外的侵害，公安机关仍应肩负监督之责。消极的方面是从反面列举不能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限制性条件，如有违法犯罪的记录、有吸毒的经历、有直系或旁系亲属正在服刑等。

[22]参见许宗力：《论行政任务民营化》，载翁岳生教授祝寿论文编辑委员会编：《当代公法新论》（中），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07-610页。就当前各类辅助警察实际从事的工作而言，绝大部分都是这种行政助手性质的任务。

[13]（二）以被委托者的身份行政委托是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重要方式之一。[5]特别是种类多样、名称各异的辅助警察，几乎参与执行了所有的警察任务，但其法律地位却始终没有明确。

这突出表现在公共部门的公共性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警察任务一直被视为属于国家的核心任务，必须由人民警察亲自承担。

因此，在把好准入关后，针对私人履职行为的监督就成为最重要、最经常性的监督。由于行政助手是一种参与程度最浅的民营化方式，因此行政机关完全可以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私人作为行政助手的身份。目前，美国有100家私人监狱公司替政府关押了12.8万名囚犯。争议的焦点有两个：（1）作为授权的规范依据是仅指法律、法规还是包括规章在内？（2）行政授权是仅指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直接规定还是包括行政机关依据上述规范进行的授权在内？笔者认为，伴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不断推进，特别是警力不足问题的日渐严重，应当大胆地进行警务改革，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完成大量服务性警察任务。

因此，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属行使公权力性质之公法行为，不论系由国家机关之人员为之，或系交由私人行使，不问交付任务之形式或程度如何，国家均应负国家赔偿责任。?[19]警察任务的民营化改革既要追求效率，又要追求公平。

在一个公私合作全面推进的时代，行政机关应该改变动辄采用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的习惯做法，学会采用谈判签约的方式实现对民间合作者的控制。一般而言，对私人行为的控制密度与私人参与强度及事务本身烈度成正比：私人参与程度越强或参与事务影响民众权利越明显，其行为就越要受到严格控制。

所谓专业监督系指，受委托之私人纵使未违反法律或法律之授权规定，但其执行公权力有违行政目的时（如违反委托契约上之合意），委托之行政主体若认为违反情节重大且影响公共利益者，甚至于得终止该业务委托民间办理。无论坚持何种授权观点，最重要的还是警察机关角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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